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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黑生很急,是那种从未有过的焦急。而在广东省边防总队深圳医院,外科医生钟文可也很急。爆炸声传出后,钟文可所在的医院立即召回了所有医务人员。几分钟后,就有伤者接连来到:一个捂着头、脸颊上淌满血的妇女冲了进来,一个卷着裤腿、鲜血浸湿了鞋子的男人被人搀了进来。很快,50多平米的急救室被挤满了,有的人是被爆炸物砸伤,有的人是被冲击波震晕的。钟文可和他的同事们,根本来不及送伤者进手术台,能做的就是先迅速给伤者止血、吸氧,保持呼吸道通畅。“那一刻,医院内的恐慌,远远超过了前不久的‘非典’时期”。

14点27分,蘑菇云再次腾起。

第二次爆炸的症候是一个黑色的火球。现场指挥员一见这个火球就大喝一声:“快撤!”

当时,消防员吴裕光正在火场的核心。接到撤退命令后不到一分钟,他失去了听觉。爆炸把他和战友抛起两尺多高,事后医生的诊断是:吴裕光的耳膜穿孔了。

吴裕光说,虽然自己耳朵听不见了,但走路还行。“我走着走着,恍惚看到有个人在动。那人的脚已经断了,血肉模糊的。他喊救命,我也喊救命。”

救人是消防员的职责,吴裕光说,他想背一个人出去,但那时,他只能背一个轻一点的人了。一是自己被震伤,二是身上的消防设备重得要命,一个呼吸器就超过30斤,还有防火服之类的。吴裕光说,后来他背起离他1米多远的一个小个子,把那人救了出去。

被吴裕光救出的人是《深圳晚报》的摄影记者赵青。第二次爆炸来临前一刻,赵青把镜头对准了正在现场指挥的两位市公安局副局长:王九明和杨水桐。刚按下快门,爆炸来了。赵青整个人飞了起来,而两位副局长却不幸牺牲了。

吴裕光对赵青当时的印象是“很敬业,他虽然神志不清了,但还是把散落一地的相机等器材揽在胸前,并把相机带套在脖子上”。这部相机后来拿到北京展览,长焦镜头真正地“焦”了,只剩下一个残破的外形。

后来,赵青应邀到武汉大学作报告。他跛着腿走上阶梯教室的讲台后,一句话都没说,哭了大约10分钟后又走下了讲台。一位武大校友说,当时同学们给了赵青最热烈的掌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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